在李強91年的人生歷程中，有70余年的歲月獻給了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yè)，在科研、軍工生產、廣播電訊和外經貿等領域都做了許多工作，是黨內一位難得的復合型人才。李強在中央特科從事秘密戰(zhàn)線工作期間，研制出我黨第一部無線電收發(fā)報機，為開創(chuàng)黨領導的無線電通訊事業(yè)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從青年學生到職業(yè)革命家
李強1905年9月生于江蘇常熟，原名曾培洪，字幼范，“李強”是20世紀30年代在蘇聯時改用的名字，此后終身使用。他出身于書香世家，祖父曾是舉人，父親亦為秀才，自小便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他到杭州就讀宗文中學后，讀到了《新青年》并深受啟迪，對傳統(tǒng)的舊禮教、舊思想產生愈發(fā)強烈的抗拒心理，對新文化運動宣揚的“民主”“科學”思想逐漸向往，在時代大潮的沖擊下，他的思想逐步發(fā)生積極變化。在寫了一篇反對舊禮教的文章后，他被學校開除了。
此后，李強先后就讀于南洋路礦學校附中和大學部土木科，接受了較好的理工科知識教育，在校期間因大部分課程需英文授課，他打下了堅實的英文基礎。1924年5月，在南洋路礦學校擔任中文教員的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上海執(zhí)行部負責人葉楚傖派人同李強談話，后介紹李強加入國民黨。1925年3月，偉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病逝，各地紛紛舉行追悼紀念活動。李強參加了在上海的追悼會，國民黨右派悍然背棄孫中山確立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在會場無理取鬧，公然從中搗亂。李強逐漸認清了國民黨右派的真實面目，與他的老師、國民黨右派葉楚傖也漸行漸遠最終決裂，葉楚傖登報聲明把他的學生開除出國民黨。
1925年，在五卅運動的高潮中，在惲代英等共產黨員的領導下，李強走上革命道路，成為一名職業(yè)革命者。他作為南洋路礦學校的代表，參加上海學生聯合會的活動，并當選為執(zhí)行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6月，李強加入共青團，被共青團上海地委書記賀昌派到曹家渡從事青年工人運動，8月，轉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他先后擔任上海曹家渡、浦東、吳淞青年團部委書記。在李強等骨干的發(fā)動下，到1925年底時，曹家渡已有1200名團員。
1926年2月，李強受中共江浙區(qū)委派遣回家鄉(xiāng)發(fā)展組織，組建中共常熟特別支部并擔任支部書記。為迎接北伐軍和準備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他奔波于上海和常熟之間。7月，中共上海區(qū)委準備發(fā)動武裝起義，急需軍火、炸藥，中共上海區(qū)委書記羅亦農把研制火藥的任務交給李強，要求他為發(fā)動起義做好準備。李強接受任務后，買來石炭酸、硝酸和硫酸等，并把這些材料按一定比例混合，自制成黃色炸藥。李強還打算制造手榴彈，但是因為條件不具備而只能放棄計劃。他們通過其他方法，還是弄到不少手榴彈。1927年3月，經過30余小時的激戰(zhàn)，黨領導的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終于獲得成功。李強雖然沒有直接參加這次起義，但他在起義前試制的炸藥、起爆藥，以及購置的手榴彈全部派上了用場。1927年3月，北伐軍到達常熟后，他被任命為常熟縣臨時行政委員會委員。
成功研制我黨第一部收發(fā)報機
1926年7月，北伐戰(zhàn)爭在“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雄壯口號中正式開始。僅半年多的時間，北伐軍就從珠江流域席卷至長江流域，從廣州推進到上海、武漢等地。然而，北伐戰(zhàn)爭軍事上的勝利，并未能扼制革命陣營的危機。以蔣介石、汪精衛(wèi)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相繼叛變革命，勾結中外反動勢力，先后實行武力“清黨”和“分共”，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終失敗。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李強從常熟秘密潛回上海，他接受羅亦農的安排，參加了黨中央從上海轉移至武漢的善后工作，迅速銷毀文件，轉移材料和槍支彈藥，同敵人展開巧妙周旋，圓滿完成任務后才轉移到武漢。
大革命失敗使得尚處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遭受了慘重損失。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下，黨的組織全部轉入秘密狀態(tài)。但是，中國共產黨人沒有屈服，中國革命前進的步伐沒有停止。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到，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xù)戰(zhàn)斗了。”李強也開始了在中央特科4年的秘密戰(zhàn)線工作。
1927年5月，周恩來汲取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慘痛教訓，在武漢建立的中央軍事部下設特科，負責情報工作和保衛(wèi)工作，以保衛(wèi)黨的領導機關，鞏固黨的組織，及時掌握敵人動向，有力開展對敵斗爭。11月，黨中央從武漢遷到上海后，在嚴重的白色恐怖的環(huán)境下活動，隨時有可能遭到敵人的打擊和破壞，周恩來正式提出建立中央特科。
周恩來考慮到李強在準備上海工人起義時自制過黃色炸藥，與各方面人士交往接觸也多，便將李強調到特科。在武漢，李強擔任中央軍委特科第四股（特務股）股長，主要負責鎮(zhèn)壓叛徒特務，兼辦中央交給的其他特殊任務。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遷往上海后，李強也隨特科到達上海。1929年底，中央特科成立四科即交通通訊科，由李強負責，主要任務是負責中共中央同各地黨組織的電臺聯系。
1928年，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根據蘇聯同志的建議，黨中央決定在上海建立無線電通訊設施。1928年秋，周恩來把研制無線電收發(fā)報機的任務交給李強。李強雖上過大學，但是對無線電一竅不通。國民黨反動派對無線電設備控制很嚴，書店也沒有與此有關的中文書籍。李強頗感為難。周恩來鼓勵他說：沒有中文的書，可以看英文的，你的英文基礎不錯，完全可以自學。在周恩來的信任與鼓勵下，李強當即表示，既然中央已經決定搞無線電，又把任務交給自己，自己就邊學邊干，全力以赴。
李強接受任務后，立即開始了相關工作。他上過大學，數理化等基礎課學習得比較扎實，英文基礎也很好。李強到書店購買了不少英文無線電專業(yè)書籍，進行系統(tǒng)的理論自學。除了在理論上學習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中學習，他秘密地到上海無線電工廠偷著學習。那時的上海博物院路有一家私營的大華儀器公司，專門生產大型收發(fā)報機。李強設法把產品弄出來，一面解剖，一面研究。他慢慢摸到了門道，心里有了底。最后是制作。一般的零件在市面上能買到，但重要的部件卻很難買到。李強就利用一些外國人辦的洋行，在那里訂貨取貨。如果洋行里也買不到紫銅管繞的線圈，他就只能自己做了。
在購買零件的過程中，李強結識了大華公司的職員鄭國年。鄭國年原是游輪上的一名報務員，到大華儀器公司后，專門負責為各輪船上的小型無線電臺提供零配件的買賣。在他的幫助下，有時讓李強安裝，有時讓李強修理，還提供給李強不少所需的零部件。一位業(yè)余無線電愛好者還教會李強如何繞線圈。當時滬東有恒路上有一家兆敦公司，是共產黨員蔡叔厚開辦的，專營變壓器。李強設法弄來幾部機床，其中有刨床、鉆床、車床，并在蔡叔厚的公司里找了間屋子，自制了一些無線電零件。經過一年多時間的努力，第一批無線電臺終于研制出來。但是效果究竟怎么樣呢？李強請來學習過無線電通訊技術的張沈川進行操作、檢驗，張沈川從抄收國民黨電臺的國際新聞和氣象預報開始，然后再與世界各國的業(yè)余電臺相互通報，結果證明李強自制的無線電臺完全符合要求，可以投入使用。從此，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的無線電臺。
1930年3月，為培養(yǎng)無線電通訊人才，黨中央舉辦第一期無線電培訓班，并由李強具體負責，李強和張沈川擔任教員。訓練班采用分散居住、登門教學的秘密方式進行。學員來自各個蘇區(qū)，人生經歷不同，文化程度不一，李強他們就采取因材施教的方針。兩三個月后，學員們全部順利結業(yè)，走上工作崗位，大都成為黨內無線電通訊事業(yè)的骨干。
第一期無線電培訓班后，黨中央決定再為各省及根據地培訓一批無線電工作人員。第二期培訓任務交由顧順章和李強負責，并繼續(xù)由李強和張沈川具體組織實施。根據第一期培訓班的經驗，李強建議仍采取分散教學，或通過開設電器商店作掩護的辦法，然而顧順章固執(zhí)地堅持集中辦學，一味強調有內線可通風報信。很快，以“上海福利電器公司”的招牌，又一次辦起了培訓班。這一期學員有16人，在蘇聯學習無線電的幾位同志回國后也被抽調擔任教學骨干，增強了師資力量。
但是，李強擔心的事情還是發(fā)生了，培訓班遭到破壞。12月17日，學員們正在上課，突然一批偵探、軍警闖進來，經過搜查，帶走了收發(fā)報機及器材，并拘捕了張沈川等20人。李強等人不在現場，因而幸免于難。這批被捕同志在監(jiān)獄中表現得非常堅強，雖被嚴刑拷打，但沒有一個人暴露身份。直到1936年8月，在周恩來等人的多方營救下，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獲釋出獄，但仍有4名同志被敵人百般折磨，不幸犧牲于獄中。1991年，李強回顧我黨無線電通訊事業(yè)歷程時，曾深情地寫道：“我黨無線電通信工作誕生以來已經半個多世紀了。在這個無形的戰(zhàn)線上，出現了許多富有傳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們對黨忠誠，機智勇敢，勤勤懇懇，埋頭苦干，為黨的事業(yè)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有的犧牲了自己的寶貴生命。我們今天回顧創(chuàng)業(yè)的艱難，就是要學習他們的革命精神，把我們的通信工作再提高一步。”
建立中共中央與中央蘇區(qū)的電訊聯系
當李強等中央特科人員在上海從事秘密地下工作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和創(chuàng)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也在不斷發(fā)展，這就需要加強上海中共中央和各地蘇區(qū)之間的聯系。中共黨內的聯系最初主要依靠機要交通傳送信件，這種方式費時費力，從上海到江西中央蘇區(qū)之間來回就需要兩個月，同時，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tǒng)治下，這一方式極不安全，面臨著極大風險。為了加強中共中央和全國各根據地之間的聯系，建立無線電通訊工作就成為一件緊急迫切的事情。作為中央特科交通通訊科的負責人，李強具體指導和參與了上海和中央蘇區(qū)之間建立無線電通訊的工作。
1929年9月底，為了防止敵人在上海的破壞，同時把香港作為中共中央與江西等蘇區(qū)電臺聯系的中轉站，中央派李強到香港建立電臺。在香港安裝電臺要比在上海安全，一方面是香港的英國殖民當局對無線電通訊的管理不像國民黨控制那么嚴；另一方面是香港的業(yè)余無線電愛好者比較多。1929年，李強先后兩次前往香港，親自建立起黨在香港的電臺。1930年10月，香港電臺遭到破壞，盡管只工作了不到一年，但仍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1931年春，為了建立上海和中央蘇區(qū)的聯絡，周恩來、李強等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3人帶著自制的50瓦小功率電臺，從上海前往中央蘇區(qū)，經過努力，最終中共中央與中央蘇區(qū)之間的直接聯系建立起來。以往兩個多月才能互通一次信件，而利用電報十幾分鐘、一兩個小時就能解決問題。
在特科工作期間，李強除了自制出我黨第一部無線電收發(fā)報機，建立和維護同各地黨組織電訊聯系外，還參與了營救被捕同志、懲治叛徒等秘密工作。
發(fā)明“李強公式”
在上海的秘密工作是異常復雜艱險的，“福利電器公司事件”后不久，1931年4月24日，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中央在獲知顧順章叛變的消息后，在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采取果斷行動，迅速將中央機關和中央主要領導干部轉移到安全地帶或撤離上海。顧順章一舉破壞黨中央機關的圖謀被挫敗，但險惡的局勢使黨的活動受到嚴重限制。李強雖然也迅速搬家轉移，但周恩來還是考慮到李強與顧順章之間接觸較多，存在著一定程度暴露的風險，很難在上海繼續(xù)長期隱蔽下去，遂決定派遣他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隨后，李強接受黨組織安排經天津等地前往蘇聯，結束了在中央特科的工作。4年的特科工作，讓李強成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zhàn)士，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他為建立和推動黨的無線電通訊等事業(yè)起到了奠基性作用。李強在回顧中央特科工作時指出：“中央特科雖然存在的時間只有幾年，但是它在中國共產黨武裝斗爭史上所建立的功勛是不可磨滅的，應當載入史冊。”
李強抵達蘇聯莫斯科后，直奔共產國際所在地。李立三到共產國際來接李強并安頓到自己的住處，還給李強留下一些盧布作生活費。但此時的李立三因“左”傾冒險錯誤正受到批判，很難為李強安排具體工作。1931年11月，王明從國內抵達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他別有用心地散布李強與顧順章關系密切，對李強不可信任，不能讓他上莫斯科東方大學。此后，李強被派到蘇聯郵電人民委員會通信科學院工作。在蘇聯期間，李強也曾擔任共產國際無線電培訓班教員，講授數學、物理和無線電基本原理。
在蘇聯郵電人民委員會通信科學研究院工作期間，李強下決心研究無線電理論。當時，他看到一份雜志上關于美國制造菱形天線的報道，只有實驗結果而沒有理論分析。李強是研究基礎科學的，對于數學有特殊的愛好，于是就想用數學分析的方法研究天線理論，論證在菱形天線里電子、電磁波怎樣集中到一起。李強一點一點地運算、推導、分析，研究了一年多的時間，用英文寫成《發(fā)信菱形天線》一文，交給研究院后，蘇聯方面對這一成果非常重視。1935年，該文被譯成俄文發(fā)表在蘇聯通信技術出版局出版的《天線之電氣計算》匯刊上。鑒于李強在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成就，蘇聯通信科學研究院把他從工程師提升為研究員，稱他為無線電專家。李強的論證方法，也從此被人稱為“李強公式”。
新中國成立時，《發(fā)信菱形天線》一文已發(fā)表十幾年，其間世界各國無線電技術雖突飛猛進，但是菱形天線與德律風根式天線仍為遠距離越洋短波通訊中主要的、最有效的兩種發(fā)射天線。1950年，李強的論文在《電信建設》?？现匦掳l(fā)表，并被授予“范旭東紀念榮譽獎章”。1955年，李強因在無線電理論與實踐方面的成就，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而此時他已經擔任新中國對外貿易部副部長，他的主要任務已經轉移到經貿戰(zhàn)場……
李強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終堅持對黨和人民忠誠奉獻，不畏艱難勇于開拓創(chuàng)新，頑強奮斗堅持到底，把畢生心血和精力都奉獻給中國的革命、建設事業(yè)。1994年，已是耄耋老人的李強在總結自己的一生時講道：“回顧自己走過的歷程，我無愧無悔，因為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黨。”